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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“洪荒少女”的追捧,是对举国体制的一次矫枉过正
来源:  时间:2016-08-17 14:54  浏览:  我来说两句(0)

  里约奥运已经过半,似乎这一届中国的奥运热点常常与金牌无关――宁泽涛是凭颜值和与游泳中心的矛盾,傅园慧是凭夸张表情和一句“洪荒之力”,而首金得主张梦雪却因冷漠表情被恶搞。似乎中国人一夜之间就告别了“金牌至上”的价值观,但其实细看下来不过只是假象。举国体制就像一条《摩登时代》里的生产线,其中每个人都如临大敌、如履薄冰。而这种体制下,体育又变成了工具,每个人都从中获取着各自利益。特别是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自信心膨胀之后,这种工具性使得举国体制的形象变得越来越负面。加上国人对于现时体制普遍的不信任和逆反,对举国体育的恶感有时只是一种体制之恨的延续。当批评已经成为老生常谈时,大众走向了另一个极端――对非冠军的包容,甚至是反向追捧。大众和媒体一窝蜂追捧“非冠军才是英雄”,特别是傅园慧的火爆,很大程度上是对举国体制的矫枉过正。

  里约奥运,大约确实有点不一样。

  不一样的是,距离开幕式只差几天了,比赛场馆居然仍在施工;不一样的是,运动员都入住了,奥运村的装修还没完成,运动员不得不自己动手装浴帘;不一样的是,游泳池的水会突然变绿,安保人员走错地方就命丧枪口……

  最不一样的还是伟大的中国网民――宁泽涛输得一塌糊涂,还是被口口声声唤作“老公”;“洪荒少女”傅园慧一组喜出望外的夸张表情包,刷了好多天的屏,让一众金牌冠军黯然失色;当然表情包还有一个,中国首金得主张梦雪,不过表达的不是欢乐,而是泰山崩于前也毫无反应的冷漠。好像我们一夜之间就从“金牌至上,冠军是英雄”的老干部模式跳转到了“成绩不重要,颜值和表情才重要”的二次元模式,不免让我这种三观稳定的人一时难以接受。难不成互联网一代真的把这世界玩“坏”了?

  仔细想想,这种现象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现实逻辑。

  粗看一眼奥运史就会发现,中国人的体育观是和民族尊严绑在一起的。1908年,天津一份青年杂志发问,“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?中国何时能派一支代表队参加奥运会?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?”在那个时代,这三颗问号多么悲壮。1932年,23岁的刘长春费劲艰辛才孤身出现在洛杉矶的跑道上,却在首轮就被淘汰,“东亚病夫”的帽子牢牢扣在了中国人身上。一个最简单的关联不言而喻:只有获得金牌,才能把帽子甩掉。

  因此,1949年开始,中国的新政权沿袭前苏联的路子,在体育战线上大搞“举国体制”――“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,集中力量办大事”。具体说来就是,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和财政投入建立各级体育管理与培训部门,有效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,选拔和培养有天赋的运动员参加国际大赛。在举国体制下,体育和奥运会的定位不是“运动嘉年华”,而是一项政治任务,运动员的个人成败关系着沉重的国家荣辱和民族使命。这种压力常常压得人无法喘息――我们目睹过1984年许海峰射落中国奥运历史首金的畅快,也见证了里约奥运孙杨错失金牌后的痛哭。

  压力不止在孙杨一个人的身上。当天的奥运现场,领导都在看台上等待着首金,先是杜丽、易思玲枪口失准,接着孙杨憾负,金牌迟迟未能收入囊中,体育官员们的眉头都拧出了深深的皱纹。直到张梦雪获得首金后,所有人才如释重负。金牌就是政绩薄,奥运首金对未来升迁以及争取上级支持都有很大帮助,甚至可以计入本届任职中的重要功绩。举国体制就像一条《摩登时代》里的生产线,运动员是链条末端的产品,各级官员则是各司其岗的工人,准入的共识和前提就是夺金,每个环节自然要为金牌负责,奥运KPI的层层分解,让每个人都如临大敌、如履薄冰。

  另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同样存在,中国的运动员很多来自贫寒家境,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不仅成了他们摆脱成长困境的一条出路,也为其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捷径。对他们而言,金牌背后代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,举国体制意味着丰厚福利:奖金、工作机会、产品代言等。

  由此,无论国家、官员,还是运动员,竞技体育的工具性特点被发现,继而被发挥到极致。

  这种工具性正是举国体制遭到批评的根源,包括金牌生产线上的利益共同体也不免为其所缚,或牢骚或反省。每逢奥运,这一话题都会被重新翻出,在最近一次访谈中,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更是表示:北京奥运会后是举国体制结束的最佳时机,因为“经过2008年奥运会,我们已经大牛过一把了,不必再谈我们过去是怎么屈辱的了,那些已经太遥远了。因此,举国体制不再必要。”在他看来,举国体制最主要的意义就是“争面子”。

  还记得2008年的刘翔,因为伤病被迫在110米栏的决赛前退赛,观众们痛批“就算爬也要爬过终点线”;等到2012年,伤病缠身让他再次退赛,这次刘翔瘸着脚跳过了终点,可观众依旧没有放过他,“对不起祖国人民的期待”。举国体制下,国家的财政投入是纳税人的钱,从这个角度说,运动员当然应该为纳税人负责,运动员付出辛勤的训练,赛出好成绩是他们应尽的责任。然而,若唯金牌是从,拿不到冠军就谩骂实在太过偏激。更无道理的是,这种指责在一些职业化项目中也习惯性地被使用,须知职业化的运转依赖的是商业操作和市场规律,而非财政,这种模式下的观众只是自由选择的消费者,你当然可以向被提供的服务表达不满,但运动员并没有宁死不辞的义务,他们只需向自己的团队负责。

  中国的特色就是往往把完全不同的逻辑混为一谈。宁泽涛此次发挥不佳,之前还传出与游泳中心和领导教练的矛盾,但是他还是被新一代观众原谅了,“包子不哭”“涛涛加油”的声援不绝于耳,与游泳中心的赞助商风波,舆论也一致倒向宁泽涛。这当然有一部分颜值作祟的“腐”因素,然而更多的却是源自对举国体制习以为常的厌恶。只不过大家都忘了,宁泽涛并不是自由职业人,用职业体育的逻辑原谅他,方法并不正确,也不意味着他在举国体制中全然无过。

  被这种厌恶情绪利用得更彻底的还有那位“洪荒少女”。她在央视荧幕上的形象和言谈被反体制者们捕捉到,然后大书特书,贴上了“反举国体制斗士”的标签,舆论紧跟着倒向了“反金牌论”。“输赢不重要”、“就喜欢你不把金牌当回事的样子”成了人们的口头禅,可以说她的出现给诸多反体制者打了一针迷幻的兴奋剂:中国运动员终于有人站出来否定“唯金牌论”!

  我曾与傅园慧有过短暂接触,敢拍着胸脯说她的那些表现不过就是性格流露。傅园慧在中国游泳队里被称为“傅爷”、“小公举”,她还自封了一个“大王”的绰号。率真、随性一直是她的模样,甚至用其领队的话说“园慧这孩子有些二”。所以,让她为反体制、反金牌代言,只能是反体制者们的一厢情愿。

  实际上这种对举国体育的恶感,有时还是一种体制批判的习惯,和国人对于现时体制的普遍不信任和逆反紧密相关,体育不过是一个出口而已。而当对举国体制的批评已经词穷,成为老生常谈时,大众走向了另一个极端――对非冠军的一种包容,甚至是反向追捧。大众和媒体一窝蜂追捧“非冠军才是英雄”,特别是傅园慧的火爆,很大程度上是对举国体制的矫枉过正。

  成王败寇式的“唯金牌论”固然要摒弃,但若一变而为另一个极端的“反金牌论”,恐怕也不实事求是。“唯金牌论”和“反金牌论”都不是正确的价值观。

  网球巨星拉法・纳达尔曾经说过:“没有人会对冠军不狂热,但我告诉自己,我要的只是打出最好的网球,至于它所带来的冠军,那都是上天的恩赐。”更快、更高、更强,是奥林匹克的精神所在。对职业运动员而言,夺取锦标是对其辛苦训练奋力拼搏的回报,是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”的外在形式,而奥运金牌意味着最高褒奖,它应该超越国家、民族、种族,成为全人类对极限的追求。当我们不在体育比赛上投注过多的附加意义时,才能淡定从容地投入奥运盛会中,身心放松地享受体育竞技的魅力。

  李如意,《北京日报》体育记者,平生就做两件事――读书、看世界。

  (凤凰文化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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